杭电——人生的里程碑
董云庭
我喜欢斐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我看来，人生犹如交响乐，学习、爱情、亲情、社交、休闲、兴趣都是其中的一个乐章，唯有事业才是它的主旋律。“人生苦短，事业无限”，一直是我的基本信仰，而杭电，则是我人生道路上不断成长并走向成熟的重要里程碑。
一、信仰
一个人应该在年青的时候就成为有思想的人，并开始对社会作出贡献，尤其是处于困境、弱势的时候，也不能失去信仰。1967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后，被派往浙江省象山县的一个小山村去当教师。这个学校是在小学基础上办的初中，一、二年级共8个学生，就我一个教师，政治、语文、数学、历史、体育、音乐兼教。生活相当艰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因为没有集市，种菜、捡柴、挑水、做饭，样样都得干。不过，我也乐其事简而自在，工余之际，遍寻可读之书，天黑之后，万籁俱寂，煤油灯下，倚桌挑读，还真有一种“妙处难与君说”的感觉。十年间，通读了当时倡导的6种马列著作，做了大量的笔记，又悄悄看完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个人的素质。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使研究生制度得以恢复，有此机遇，自想跃跃一试。当时既无教材，又不知道到底考些什么，更无人可请教，好在大学时的讲义还在，就翻出来重读。那时我正担任高三毕业班的数学老师，白天教学，晚上备完课后就复习大学功课，经常到深夜一、二点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终于考取了中山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研究生，继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硕士(66年以前研究生不授学位)。毕业后就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任教。杭电是80年改制为大学的，初来乍到，对这个学校一无所知，但想有所作为的理念依然存于心中：成为副教授(当时普通高校的副教授廖廖无几)、出国留学。我一直认为，不断进取、改变现状、有所作为，应是每一个有志者的理性思路，而千千万万的个人奋斗则汇聚成整个社会的奋斗。我为此作出了努力：别人打牌的时间，我在看文献，作研究;单位组织假期去外地休假时，我在昏暗的灯光下完成了论文。在高校的10多年中，我先后出版了著作5种，正式发表论文70余篇，并成为当时学校中两位最年轻的教授之一。1985年，为争取公派出国留学，开始攻读英语。我在高中、大学学的都是俄语，研究生一外还是俄语，先天不足，学英语可以说是相当吃力。刚进班时，什么都听不懂，外籍教师也不时批评我基础太差，可目标既定，当全力以赴，利用一切时间苦读，经常一边做家务一边背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我通过了国家的EPT(英语水平考试)，并于1989年赴多伦多大学工业工程系作高级访问学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年加拿大政府曾给每一个在加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以永久居住权(P.R)，就我所知，90%以上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要了P.R，而我则在未满延长期就回到了杭电，因为我记住是杭电派我出去留学的。
杭电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里程碑。1981-1997年，我在杭电任教，历任系统工程教研室主任、管理工程系主任、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杭电副院长。在杭电的十六年间，学习贯穿了全部历程。学什么?内容不是主要的，提升能力和经验才是关键，通过学习旨在培养自己的分析、判断、总结、应变、决策等方面的能力。在杭电其间，也积累了相应的行政管理工作经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特别感谢王祖耆、周行权两位老院长，正是他们的重才，使得我这个性格上有不少缺陷的人脱颖而出，逐步被培养成为一个人才。1997年，原电子工业部调我到中国电子工业发展规划研究院任职，搞软科学研究，从事行业规划、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经济运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与过去高校的教学科研相比，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可我喜欢挑战性的工作。在京工作期间，我作为财政部、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工信部)、商务部、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的专家，在十余年时间里，主持完成了100余个课题，出版了论著10种，发表了各类文章80多篇，撰写的文字达400多万。从2006年起，又连续三届被国务院国资委任命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的外部董事，开始从事大企业的实质性管理工作，同时在其它四家企业担任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的管理工作。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经常嬉称自己：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天上飞;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开会，还有一半时间在写东西。不能说不累，但信仰能支持你去更好地学习、更多地工作。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特别敬重胡启立部长(1993-1998年任原电子工业部部长)和他的夫人郝克明女士(时任教育部专职委员，中国第一个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与人类杰出贡献奖”)，在他们领导下的工作期间，从他们那里学习了怎样做人、如何做事的优秀品质;我也特别感谢娄勤俭副部长、周子学总经济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领导和友人的关照支持，使自己有机会从事更多的工作，学到更多的知识和处事能力。
二、人才
讲人才，总要提素质。什么是人才?我想今天已不应再是中专以上、初级职称等低标准了。改革开放给每一个立志于成功的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进入大学也并非是成才的唯一道路。一个人才，首先应该有时代使命感和敬业精神，要在年青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并开始对社会作出贡献。金融天才索罗斯有句名言：“有钱算不了什么，有思想才是最重要的”。而思想来自于学习、领悟、积累、总结、提升和创新。就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只要定位准确、孜孜以求、百折不回，最后总是会有所作为的，而需要的就是敬业精神，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即为“用心”。就业务素质而言，一个人才，应该是知识面广、脑子灵、点子多、反应快、适应性强、善于积累、勇于开拓、富有团队精神，而不在于你原来所学的是什么专业，做的是什么工作。在新时期里，人生旅程中可能会几次转换你的工作岗位，而这种挑战则要你自身的素质去面对。我本科读的是数学，研究生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在多伦多大学从事的是工业工程研究，可以说是不断在变，而这种变有助于成为复合型人才。在大学从教时，我是搞生产库存系统研究的，以定量(模型、算法)为主;在电子规划院则作软科学研究，以定性为主;由于过去打下的基础，应该说是较快地适应了新的工作，当然一开始需要有一个熟悉了解、进入角色的过程，而关键在于用心。只要用心去做，事情总是能做好的。
一个人才，需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就从事信息产业软科学研究而言，合理的知识结构应该由三部份组成：一是对产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要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要懂软科学，经济、法规、市场、金融、财会、统计等都应有所了解，且在某一领域应有较深入的知识，即所谓倒T字形结构;三是要有技术知识，包括集成电路、软件、计算机、网络、通信、新型元器件都应掌握面上的信息，并在某一方面有专长。我想，其它行业的人才也可以有类似的知识结构标准，其总体特征应该是“复合型”。复合型人才的最大优点，就是你可以很快地适应新岗位的工作，并做出成绩。
要事业有成，可以说三分天赋，七分努力。我一直认为，人的智商也是符合正态分布的，天才和傻瓜都不足1%。人有聪明与否之分，其差异主要是后天形成的。所谓聪明人，一是终身学习，不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信息经济时代，而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信息时代是教育的时代，是教育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并延续终生的时代”(克林顿1999年国情谘文)。由于知识更新周期不断加快，“人类的知识每5年翻一番”(克林顿1998年国情谘文)，不学习新东西，你就会很快落伍，因此，对学习新东西必须有一种紧迫感。二是聪明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自我完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且人生几十年，失误在所难免，如果做完事情自觉总结一番，就可以不犯或少犯曾经有过的错误。三是不断对目标定位作动态调整，并通过努力奋斗使梦想成为现实。
三、事业
做事业有四个去向：从政、从学、从商、从军。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该倡导个人奋斗，只有千千万万人的个人奋斗，才能构成全社会的奋斗。按照我的人生哲学，从政就要当到部长;从学就要做到院士;从商就要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从军就要当到将军。至于从事文学、艺术、体育、绘画等行业的人才，一要天赋，二要名师指点，三要包装，最终还要看机遇。
成功有五个要素。一是梦想，一个人如果连梦想都没有，那只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二是要努力奋斗，几折不回;三是要总结，不能在一条路上走到底又无功而返;四是会转型，几经折腾，预定的路仍走不通时，就要适时转型，要调整，要创新，要出新招;当然，最终能否成功还得靠机会的提供和把握。
如何选择自己的事业?有一次人民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我说选择工作，一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常有一种成就感;二是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三是要有与你的贡献相匹配的物质待遇，免除后顾之忧。环境快速变化，人生难求完美，理想化的职位很难寻觅，构划人生的蓝图并无最佳方案，往往只有次优方案才是可行的。人才就是这样的角色，只要给他一个合理的空间，就能构筑起不乏新意的殿堂。
最后说一句话，就是人生应保持良好心态，不因听褒而喜，闻诽而怒，遇难而忧。功名利禄都是过眼烟云，为社会留下业绩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简介：董云庭，男，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数学系(本科);1981年在中山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获硕士学位;1989-1990年在University of Toronto 工业工程系做高级访问学者。
1981年起，任教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历任系统工程教研室主任(1986)、管理工程系主任(1988)、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2)、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副院长(1992)。1993年评聘为教授，同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2月，由原电子工业部调入中国电子工业发展规划研究院任院长，兼任电子工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1997年10月任电子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正司)。信息产业部成立后，继任电子规划院院长。现为中国电子装备技术开发协会执行理事长(法人代表)。
在京工作期间，主要从事产业经济、行业规划、发展战略、政策法规、自主创新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世界贸易组织总部举行的中国加入WTO和原产地规则等方面的谈判，对WTO、产业政策、企业制度、经济运行等有深入的研究，出版论著15种，主持完成研究项目120多个，发表论文150多篇，系信息产业资深专家。
社会兼职有：中国电子企业协会会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外部董事、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投资协会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中国电子教育学会顾问等。
